㊙汉代砖刻研究述评

砖作为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自战国时期便开始生产，但砖上出现文字却是秦汉以来才出现的现象，其原因大概与当时“在器物上标注工匠姓名”的生产管理制度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全国出土和发现的题刻砖不下4000块，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同时，还有大量的题刻砖没有出土却被发现。在出土的大量题刻砖中，汉代砖刻无论从出土砖的数量还是字迹的呈现上看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继石刻之后数量最多的书法资料。因此，专家认为，“秦砖汉砖”这一表述比传统的“秦砖汉瓦”表述更为科学。对于如此大量的反映古代下层社会信息和民间书写风格的题刻资料，其价值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研究者应该对其有全面的认识。

下面就汉代砖铭的发掘、研究、出版等方面的情况，按时间顺序作一综述，希望能为汉代砖铭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1. 民国前汉砖的收藏与研究

最早的金石学研究集中于金文和石刻，砖雕不被认为是雅物。人们对砖雕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铭刻。砖雕虽然出土不少，但很多已散佚，研究利用不如其他铭刻。宋代洪适《历序》是最早的砖雕记载，其中收录了东汉永初、建初五块砖雕。赵明诚《金石录》也有少量砖雕记载。

到了清代，金石书法研究开始兴盛，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兴起之后，加之砖刻文字的出土，砖刻书法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砖刻文字志。

陆增祥的《八穷石金石补正》共收录砖刻170种，主要收集汉晋时期的砖刻，其中约有“元丰砖”等8种汉砖。按年代排序，每件在题名下都有形制、字号大小、现存位置等详细记载，后面是正文，最后附有各位学者的评语和自己的笔记，侧重于砖刻​​、造像等民间资料的收集。一人之力，20年之工，130卷之书，陆增祥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无可非议。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八穷石金石补正》和后来的一些记载都是不能“传形存真”和“雕印”的木刻版画，因此存在视觉失真的问题。书中砖刻文的收集与考证虽然丰富细致，但图像与原拓片相比仍有差距，材料质量也不是很高。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砖文著作《千间亭古砖图说》，作者是浙江贵安人陆新元。书中收集了汉代至元代古砖1320余块，其中汉代砖约43块。书中还收集了一些汉代的“奇文砖”和“古篆文”，留给后人去解读（现在看来，这是由于一些砖文上的篆书装饰不断夸大和演变所致）。图说以年代砖为主线，每块砖都标有标题、尺寸、文字、作者注或出处。

《千砖亭古砖图》最大的突破，是砖文、图案首次以石刻印本形式出版，并由原件影印而成，比刻印的图像更加清晰逼真，为后人研究砖文提供了提醒，堪称早期砖文专著中的佼佼者。但《千砖亭古砖图》所收录的砖文多为个人收藏，内容有限，基本停留在收集、典藏阶段，虽偶有研究，但也仅是考证、注疏。且受旧金石学的影响，往往只注重记录碑文内容，很少涉及砖原址、相关发掘情况等重要研究资料。至于砖文书法艺术的解读、体裁、字体的考证和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虽然上述原因降低了这些早期资料的可用性，但它们的收集整理为以后砖刻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收集工作，民间砖刻文字的整理工作至今仍会一片混乱。

2. 民国以后有关汉砖的重要发掘、研究与著述

民国以后出土的汉砖有数万座汉墓葬的随葬砖、东汉罪犯墓葬的随葬砖、曹操氏族墓葬的随葬砖。前者以题有纪年、吉语的砖为主，后两者东汉墓葬则以题有铭文的砖为主。与砖文出土同时期的出土报告给出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专家学者的专栏文章、探讨书法、字体的文章也开始出现。

1. 洛阳东汉囚墓砖刻

清代、民国时期，曾出土大量湿刻草书砖，但由于没有进行科学发掘，出土情况多不明，发现后即散落各地。清末（公元1907年），因陇海铁路修建，河南偃师出土一批约300块东汉刑墓砖。东汉刑墓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的砖书增添了不少色彩。

囚砖的第一幅拓片发表于1909年的《神州国光藏》第七卷，但当时连其具体的发现地点都不清楚，也没有科学考证。

清末大臣段方从东汉囚徒处获得砖石200余块，并将其中部分铭文完好的砖石编纂成《陶斋传集》，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收集铭文砖石的著作，收录汉囚葬砖石124块、113块。此书砖石铭文虽多，但收藏范围却十分复杂，包括砖刻墓志铭、守墓铭、碑刻、陶器铭文、瓦当铭文等，且释义有时有误，使用仍不方便。

1917年，罗振玉出版《恒农砖录》，收录了清末出土的大部分囚砖。罗振玉此书不仅收录了全部囚砖，还纠正了《陶奇藏砖》中的多处错误。之所以取“恒农”这个名字，是因为罗振玉听信了古董商的话，认为这些囚砖来自河南灵宝。解放后的1958年，这些囚砖的真实遗址终于在距洛阳汉魏古城遗址2.5公里的偃师县店庄乡西大角村被发现。

1964年，考古部门对墓地部分区域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发掘囚犯墓葬522座，出土铭文砖820余块，共计7143个字。若加上历代收集的囚犯砖铭，总字数约14075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囚犯墓地》全面、综合地发表了东汉囚犯墓地发掘数据、囚犯人骨科学鉴定、砖铭文统计与解读以及流散于社会并已公开发表的东汉囚犯砖铭文统计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

《关中秦汉瓦当记》砖铭部分共收录64件，是陈志所藏瓦当、陶当铭资料的精华之作，也是研究秦汉瓦当、陶当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瓦当记》无论从收集秦汉瓦当、陶当铭文的广度，还是考证的深度上，都优于同类著作。四十年来，此书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借鉴。1962年至1963年，陈志发表了两篇关于囚砖释义的考证文章：《吕不韦格“庙工”和洛阳囚墓砖“武人”两个名词的释义》和《东汉“武阳城”墓砖释义》。陈至在砖铭方面的贡献，是引用砖铭等古代出土文物对《汉书》进行校勘，运用以文物考证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揭示了汉代各种手工业和矿业的概况，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轰动，成为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但陈至的文章中基本没有关于砖铭书法的论述，只考察文本本身的解读，这与他对《汉书》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徐敬元、李淼的《东汉墓砖铭及其书法特征》篇幅虽短，但却是第一篇涉及墓砖书法特征的文章。文章概括了墓砖作为研究汉代、汉代刑罚制度、行政区划、姓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总结了墓砖的七种内容记载格式；阐述了不同刻制材料所形成的不同书法风格。由于墓砖铭刻制方法特殊，又因匆忙下葬，一行字通过“单刀法”一次快速完成，书法的特殊美感，能充分表达书法的寓意。文章从艺术而非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墓砖铭书法，在墓砖书法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安徽亳州曹操家族墓砖刻

继河南偃师发掘之后，解放后第二次出土铭砖的大规模科学发掘，是亳州南部曹操族大型墓葬。1974年以来，文物部门先后发掘清理了元宝坑村一号汉墓、东源村一号汉墓等7座汉代墓葬，发现了大量带有铭文的墓砖。共出土铭砖370块，铭文1423行，年代为东汉桓、灵二帝时期。这些砖铭内容对于了解曹氏家族史和东汉末年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自20世纪70年代曹墓砖出土以来，已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对墓主人身份、家世及其与曹操的关系，其他人的身份、地位及其与曹家的关系，以及砖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等均有详尽的论述。但对其书法艺术进行专门研究的仅有两三篇，对东汉书法风格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沈如松、潘德熙在《从博县曹墓砖铭看东汉书法》一书中认为，曹墓砖铭以隶书为主，其次是草书（包括楷书和近草书），篆书、行书极少。李灿在《曹操族墓砖铭文研究》中认为，行书为主要书体，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隶书、楷书和近草书，只有少量篆书；在楷书与近草的关系上，否定了“复楷成草”“行书成草”的传统说法，认为楷书、行书与近草书之间不存在先后顺序关系，曹墓砖上的“墨迹”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两篇文章都认为，既然出土砖印证明行书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楷书诞生，那么东晋王羲之完全有可能写出类似《兰亭序》的体裁，这为《兰亭序》之争又增添了可靠的证据。汉代四百余年是中国书法史上诸文字演变、孕育、产生的第一个高峰期，曹墓砖刻则为这一时期诸文字并存提供了实证。因此，从文字演变的角度证明了它作为书法史上实物的珍贵价值，对于汉代考古、汉代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当然，以上研究只是针对墓砖本身，没有把书法的演变与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分开来。王元的《曹操族墓书法研究》一文弥补了这一点。文章认为曹操墓砖以草书、隶书为主，民间使用的标准篆书已经消失，标准隶书也已分解。在艺术形式特征方面，从材料和书写形式、书法、线条、结构、章法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总结和分析。汉代作为书法艺术的时代，其书法风格的具体表现为：自由奔放的书法艺术风格特征；自由奔放的民间书法艺术风格和独特的地域风格。在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尝试，在汉砖书法研究上又迈出了一步。

（三）西汉纪年吉文砖研究

西汉时期出土的砖刻文字相对较少，且多为铸模砖。砖刻文字种类多为纪年砖和吉祥砖。其中纪年砖是考古断代的重要依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吉祥砖则是了解汉前民俗、汉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吉祥砖大多制作精良，装饰字体或图案精美，有的与汉代印章一脉相承。

陈道仪《汉代文瓦当、砖铭的装饰意义与文化阐释》对砖铭的装饰效果做了很好的阐释，对装饰手法进行了总结和分类。从笔法姿态、结构形式、整体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汉代文瓦当、砖铭的装饰意义，并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砖、纪年砖。从砖铭的装饰中，可以推测汉代统治者的思想和心态，以显示统治者的辉煌和权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文瓦当、砖铭的装饰风格。

《四川新繁县志·民国碑刻石刻》卷三十一记载了著名的“二十四字汉砖”：“五繁出土的吉祥砖上写着‘富贵兴隆，宜于宫殿；神采飞扬，宜于兄弟；相思相念，不相忘；爵禄丰厚，寿比万年。’共二十四个字，均为阳文，篆书工整。”这块砖是汉代带字砖中最精美、最大的一块。1940年，郭沫若收藏了“汉延光四年铭富贵砖”，并在拓片上题诗赠予友人，推动了带字砖的研究和收藏。

高文《四川出土汉砖书法选序》收集了散布各地的年号从“五峰年砖”到“永汉二年”的汉砖39块，并按年代顺序排列，并对地名砖中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和解释。目前，四川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汉代铭文砖已达百余块，可为断代砖研究提供可靠的年代归属，是研究汉代隶书发展演变、摸清隶书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

安康博物馆的《安康汉魏南北朝墓砖》简要介绍了陕西安康发现的汉魏六朝砖室墓的特点，指出刻砖不仅是考古研究确定遗址和墓葬年代的重要物证，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安康地区出土的砖刻有吉祥铭文、纪年铭文、工匠住址、姓名等，出土遗址相对集中，延续时间较长，可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大致情况。选取八种主要的吉祥砖刻文进行介绍，引言中对各砖刻文的文字、构图特点作了简要介绍，是一部关于出土地方砖刻文的著作。

此外，华仁德对《中国书法史·汉卷》中印制在西汉宫殿墙壁上的“富贵昌”、“海内节臣”、“禅与和琴”、“长乐未央”等著名方砖的文字特点作了简要说明。

（四）概述及其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类别、独立编撰的专业目录发展到了极致，砖刻著作越来越多地注重书法艺术。

王勇、李淼的《中国古代砖刻概述》一文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阐述了汉砖所体现的书法风格和笔法的演变，基本涵盖了“囚砖”和“曹墓砖”在字体演变中的意义。文章从砖刻与书法史的关系角度，系统论述了砖刻的产生发展、内容形式、出土情况、记载研究等。其中在砖刻书法的艺术特征中，阐述了砖刻的四种艺术表现手法：写意、变形、装饰、规范。这四种手法在汉砖中都有体现，因此大多以汉砖为例进行阐述。该书基本围绕民间书法的总体框架来组织文章，充分肯定了字砖作为一种民间书法的属性，是砖刻研究中最为全面的著作。

王勇的另一篇短文《汉晋砖书书法艺术》是第一篇从书法美学角度探讨汉砖书法艺术性的文章。延续民间书法的路径，砖书的线条、结构乃至布局都带有“稚拙纯真”的特点，走了一条与文人书法截然不同的书法美学路径。

最后，在史学研究领域，现有的书法史研究文章、著作只是对汉代出土砖瓦文字遗物进行介绍和欣赏，不能算作真正的史学研究。丛文俊的《论汉代出土砖瓦铭文的书法风格与书法美问题》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探讨汉前吉祥砖、日砖书法风格考证的文章。该文中，作者以铭文风格考察为主线，串联、评价各类汉代出土砖瓦铭文、砖瓦作品，全面探讨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艺术价值，开辟了历史上对汉砖研究的系列，将吉祥砖、日砖作为数量最多、变化最多的汉砖进行探讨。其中，尚方大篆和旧体碑刻石书法最为富有书法韵味，具有豪放不羁的风范。文章以西汉模印砖文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砖文主要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延续，并总结了二者的共同特点。这给我们的书法史研究、书法欣赏与批评带来重要的启示。

是目前对汉代日砖、吉祥砖字体最为客观的研究。

近来，纯书法学习工具书和辅助工具书越来越精练，具有参考价值。尹勋《中国砖刻》收录的砖刻种类多达500种，是目前出版的砖刻种类最多的著作。胡海帆、唐彦《中国古代砖刻文集》是目前收录砖刻种类最全的著作，收录西汉砖刻17种，东汉砖刻686种，对砖刻原始资料来源、大小、出土地点、年代等均一一收录。砖刻研究分类进一步深入，满足了学者对当代资料收藏的基本要求。

随着前人对汉砖的一系列研究和著述，人们对砖书法已经达成共识，即砖书为汉代书法风格和笔法的演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证。在体现新旧书法风貌并存方面，同期的其他书法遗存如石刻、印章、简牍、墨迹等则远不如砖书，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楷书、行书、草书形成之争找到了可靠的依据。此外，砖书的民间书法属性表现出强烈的书法美学个性取代了书法美的普遍标准的现象，揭示出另一条奔放自由的线索，为书法美学增添了另一条审美意向。

尽管有上述研究，砖文与书法研究的深度仍有待后人深入探索和发掘。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研究方向：一是砖文与其他碑刻材料的比较研究。在材料范围上，碑刻材料中的石刻、印章、竹木简牍、墨迹等均可作为比较对象，也可与同一墓葬出土的碑刻石、碑刻、汉印等书法实物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比较的内容可从刻制方法、工具材料、书法风格呈现等方面进行选取。二是当代书法、篆刻对砖文作为“民间书法”的借鉴和吸收。虽然“民间书法”的概念还不够清晰，理论界也尚未得出明确的界定，书法界还存在不少争议，但其在书法研究中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