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丨在尚谷社当编辑是怎样的体验？

书籍是连接人们心灵空间的桥梁，阅读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书籍背后的编辑们，他们是怎样的人、如何看待书籍？在尚谷出版社做书籍编辑是怎样的体验？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在今天的“4.23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别采访了五位青年编辑，听听他们怎么说！

修行者 - 彭华

戴雅玲：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彭华：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复旦大学读的中国文学，硕士是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本科三年级需要实习，偶然在微博上发现了赛先生（当时是普通编辑）的账号。虽然不认识，但我还是冒昧地发了个人介绍和实习申请。他们欣然接受了我这个天赐的小劳动者，于是，我在瑞金二路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当时我带领两个办公室的人一起养热带鱼。硕士毕业后，我发现往日幸福的老窝变得团结、紧张、严肃、热闹。我也被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很难懈怠，更别说养鱼了。现在图书编辑的主要方向是文学经典的编纂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偶尔也会做一些普及读物。

戴雅玲：在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哪些书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您学到了哪些技能？

彭华：最有意思的是一本用水书写的丧葬指南。当时我刚开始工作，领导让我审阅一下这本书的格式，把水书、汉字、注音三者对齐。但审阅过程中，我发现中译本和水书有很多差异，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文本来说，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我用“原稿校对法”，从起草到修改稿，写了整整一页的审阅题，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后来，作者基本上全都吸收了。所以，要吹牛的话，我可以说水书是我自学的，哈哈。

还有就是提高了我的题字功底。我从小就练习书法，但大学期间书法功底一直没怎么提高，所以有点疏于修炼。后来我的师傅王水照先生要出版《北宋三大文学派》，因为要催《王水照访谈录》的稿子，我就带着领导和学长们去找他。王先生居然还叫我写题字。我忐忑不安地练了半年，却没有什么进步。最后在陆康华师父的语音指导和题字分享（以及一些必要的图片编辑美化）下，我把平凡变成了值得一看的东西，完成了题字。后来我出席会议时，深深感受到这份人情的力量——打破僵局的尴尬谈话常常由此而起，而叔叔们也戏称我的“代表作”是“北宋三大文学团体题词”。

当然，做编辑最大的职业好处就是不断接受新知识，从陌生知识领域的词语用法到文献、人物，再到公开表达、人际关系等等。我相信会有很多优秀的同事慷慨地与大家分享这些，而我只是那个“识微不觉的人”。

戴雅玲：您说“愚者知小人”，我很好奇您会向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书呢？

彭华：作为第一编辑室的编辑，我应该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入手，毕竟大家都是读着读着就踏入了专业道路。但我不会那么做，打算明年就交给负责人荣默博士去做。

推荐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之前已经出过两个版本，都深受读者喜爱。为了进一步适应年轻师生的喜好，目前是小开本浅绿色版，配色清新。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杂剧传奇，应有尽有。作者是学术界权威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资深编辑。以微评的形式将作家（或话题）与作品联系起来，并配以注释和赏析，不仅为普通爱好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扫清了障碍，而且有些精妙之处，让专业研究者产生共鸣，受益匪浅。

以小绿封面畅销的《苏轼诗文选附评》为例，它由王水照先生和朱刚先生合著，一方面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现宋代文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如五代诗案的审理性质），另一方面也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阅读心理和使用体验。具体来说，如果字面意思能看懂，典故解释尽量不要太复杂，避免吓跑初学者。

另外要推荐的是“海外汉学系列”，其中最知名的可能就是洪晔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艾兰诺的《才女的负担——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红叶的《杜甫》是最早向英语文学爱好者介绍杜甫的一本书，几年前通过BBC同名纪录片传播开来，影响比较大，可以说我们的中译本推动了半个世纪后英文原著的重印和重生。

艾拉诺的李清照研究，正符合我们为海外汉学提供新视角的期望。他列举并思索了一些词的可靠性，也从词的属性出发，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赵明诚为何不回家（浸淫在士大夫传统中的李清照，词中思念她的女子，是否都是她自己）？顺便说一下，我们未来还会推出牟复礼的《诗人高启》和河井康三的《中国诗学》，敬请期待。

戴雅玲：那么，今年您编辑的哪本书是您最期待的呢？顺便也请您谈谈对未来作品的期待吧！

彭华：今年我最期待的古籍选集是孙克强、邓妙慈的《龚鼎子词注校勘》。人们在谈及“江左三大家”时，对比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谈到他们在改朝换代时不同的“叛变”。龚鼎子经常被批评为填空（说他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但读完词集，就会发现，龚鼎子的一生特别跌宕起伏，所以他的人生经历丰富精彩。他的词中爱情、英雄气概十足，可谓气势纵横，姿态摇曳。注者能以龚解龚，引诗文阐发写作背景。总之，这本古籍选集的可读性比我预想的要高很多，值得推荐。

我最期待的作品是刘成国的《景公新学研究》（修订本）。刘成国教授可以说是当今王安石研究的中坚力量，在完成《长史》之后，全面修订了旧作，但尚未交稿（快交了），让我特别期待他修订了多少！

我对未来的期望是尽量完成计划，拿完成率奖（划掉），认真的期望是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书人，把更多好书介绍给读者。

汉元素爱好者——乔英聪

戴雅玲：小乔，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乔英聪：大家好，我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乔英聪。2018年毕业后进入古籍出版社工作，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刚刚告别新身份。读书时师从复旦大学古典文学系唐文教授，所以对古籍出版社一直有一种情结。它一直是我梦想中的出版社！上学时读的是古籍出版社的书，工作时也做过古籍出版社的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是在追自己的偶像，觉得自己很幸运。

入职以来，我做过很多类型的书，有古籍编纂、学术论文、普及读物、学术期刊，甚至影印书、线装书，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领域。我个人的兴趣和专业应该还是偏向古籍编纂，但能体验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书的编纂方法，也是一次新奇有趣的经历。

戴雅玲：您在出版社工作的五年里，编辑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书？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乔英聪：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大概就是我的第一本书《中国上古纪年学研究》，获得了2019年度“中国好书”。对于一个新编辑来说，这已经是意外的惊喜了！不过，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主要还是因为这本小书出版前后，作者、同事，甚至学术界很多老师对我的帮助让我很感动。作者张彦天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但对我提出的问题还能一一作详尽解答，在我还是一个菜鸟编辑的时候就多次鼓励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编辑部、美编、出版部、总编辑室老师的很多帮助；书出版后，我的导师唐文老师和王鹏学长在百忙之中帮忙写书评；在“中国好书”评选阶段，陈尚军先生在2020年初疫情紧张的时候，不辞辛劳来到出版社帮助我们录制视频，让我很感动。

（中国古代纪年学研究）

（张彦天老师）

戴雅玲：作为历史编辑部门的工作人员，您能向大家推荐几本您最喜欢的书吗？

乔英聪：说起我近几年最喜欢的一本书，那一定是《历代墓志铭汇编》。本套丛书已出版《万言名臣墓志集》、《隋唐僧尼墓志塔铭集》、《五代十国墓志汇编》等，今后还将出版修订版的《唐墓志汇编》及《续编》、《唐墓志汇编三集》及《四集》、《唐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道士墓志注》等。此次《历代墓志汇编》的规划，是响应20世纪80、90年代至今墓志的爆发式发现。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文史研究者提供一本好用的汇编，所以在选编和整理方法上，学术性和便捷性是首要考虑。目前出版的几套丛书，都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说明对墓志的深入整理，确实还是研究者的迫切需要。我想，这套丛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历代墓志铭汇编》已出版）

戴雅玲：今年您编辑的哪本书是您最期待的？另外，您对以后的著作有什么期待？

乔英聪：今年我要出版的书主要是大型文献编纂，也算是重操旧业。我最期待的是《史记会注考证补编》，这是一部典型的历史文献编纂著作，由北京大学杨海正教授编撰，他也是本社《史记会注考证》的编撰人。这本书是泷川志源对《史记会注考证》的修订成果，堪称日本《史记》研究的双子星，是研究汉代文献和历史的必备读物。书中还收录了水泽俊忠的《史记：文献学研究》的中译本，这也是本文的首译本，可以充分体现水泽俊忠在《史记》研究方面的成就。

至于对未来作品的期许，作为一名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我还是希望能够承担更多古籍特别是历史古籍的编纂出版工作，这也是我的舒适区。某种程度上，古籍编纂工作是相当“枯燥”的，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但同时也需要极强的专业素养，最好有亲手编纂古籍的经验。这其实和我的性格、职业甚至天赋是一致的，希望未来能够为读者推出更多优质的古籍编纂作品！

不那么冲动的“冲哥”——郭冲

戴雅玲：崇兄，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郭冲：我是2015年从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后来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在校期间，我学习了编目、校对课程，参与过《尚书》、《易经》的注疏项目，撰写过明代图书史的毕业论文。读研三年级时，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招人，就投了简历，参加了笔试和面试，进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室。

我们第三编辑室是一个综合编辑室，主要出版文学经典和艺术文物类图书。文学经典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我现在的选题方向还是深受求学时期的经历影响，主要是书目学、传世文献的整理和影印，比如《含芬楼金玉书录》、《小经文献集》、《香台武经》等。

（祥台五经）

戴雅玲：您能讲一下进社以来，您编辑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书是哪些吗？

郭冲：去年我编辑了《含芬楼灰烬与残书》。虽然出版不易，每本书背后都有很多辛酸泪水，但这本书得到了很多老师的热心帮助，整个过程就像打怪升级一样，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一步步解决了。这本书也在去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严格审核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资助；而且评价也不错，以至于有朋友说这是“书目题跋与著作编撰的新模式”。

2019年，张仁峰先生收到我负责重印修订的《卷残书谱》（叶景奎先生著，收录于《中国书目跋丛书》）一书，十分感动，邀请我到他家，商讨张元济先生《舍源序集》的重新整理出版事宜。此书首版由我公司前身古典文献出版社出版，但因时代变迁，多有删改，张仁峰先生希望恢复历史原貌，按照《中国书目跋丛书》的编撰标准重新出版。当时《宝丽堂歌书目录》正由我师母程元芬女士重新整理（后于2020年出版），张元济先生另一部重要版本目录著作《含芬楼金鱼书录》还只是十多年前的简化横版。我建议张人锋先生先按先后顺序重新整理《书录》。张人锋先生和蔼可亲，接受了我的建议。张先生交稿后，我邀请了一位目录学功底扎实、做事严谨认真的朋友罗一锋先生担任特约编辑。罗先生不仅认真审阅了稿件，还补充了《书目》和国家图书馆现行版本所收录图书的索书号，并建议在相应位置加上胡文恺先生和顾廷龙先生的修订。这其实超出了一般的标点排列，有“注解”之意。附有三篇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作者陈先行先生、沈锦先生、高桥智先生均慷慨授权。杜泽勋先生为编辑本作序，程元芬先生编撰了详细的索引。在申请出版经费时，郭立宣、石翔先生予以推荐并提出宝贵建议，书前的彩色插页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图书图片，并一一予以落实。

（张仁峰先生住所盖章，左一为余桑玲老师，左二为罗一峰老师）

（张仁峰先生在藏书票上签名）

当年，叶景奎、张元济、顾廷龙等学者共同努力，创办并运营联合图书馆；而这次新版《含芬楼金玉书录》也可以说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整个过程中，围绕着做一本好书的每一个想法都成功实现了。因此，这本书虽然还不完美，但从入行至今能如此顺利顺利，确实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戴雅玲：这个过程确实意义非凡。您能给我们推荐几本您最喜欢的书吗？

郭崇：《耒书宣盒珍本目录》与《卖书偶记（附续）》，两书均收录于《中国历代书目碑帖集》。前者体现了王新富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后者看似难读，但记载丰富，编纂、索引往往十分精美。

戴雅玲：今年您编辑的哪本书是您最期待的？也和我们谈谈对未来作品的期待吧！

郭崇：我今年编辑的书里，有两本影印书，很值得一提。

其中一份是《群书治要》的金泽本和九条家本。从2020年我向宫内厅书陵部申请金泽本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潘明基先生的指导下，我又影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九条家本的另一残篇，并邀请潘先生和我师兄山东大学江熙教授分别承担九条家本和金泽本的校对工作。去年，这个项目获得了2022年古籍整理的资助。其实，金泽本《群书治要》1991年就由日本久古院重印出版，当时编辑得十分仔细，纸墨也都经过了认真研究。这次我们又增加了校对工作，让它显得独树一帜，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日文版。这本书是我真正意义上策划的第一个影印项目，也算是一次历练，给了我后来选题很大的动力和启发。

第二卷《蜀石经集》，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重庆三峡博物馆现存的蜀石经拓片高清全彩重印，以一为百，由我和同事余桑玲主编。这本书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当然，我还是把这本书定位为经典文献。

关于做书，我认为，虽然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做嫁衣”，但在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条件下，还是要充分发挥创造力，找准当前学界的需求，明确市场定位，创造特色，做深度：一是选择别人没有想到的课题；二是对于别人已经做过的同类课题，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至于我的具体工作，在书目文献方面，未来会推出一些有深度编撰的重要书目，比如刘强老师校对的《天路琳琅书目》。在文献影印方面，未来还会陆续推出一些重要的图书，特别是明年会出版一套影印书（这里我故意给大家留个悬念），为学界提供一些尚未正式出版的重要文献。

工人-杨丽君

戴雅玲：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杨丽君：201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后，我成了典型的书呆子、典型的路痴，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朱熹的。我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游走古今中西。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曾在无锡、南京、合肥、家乡等地生活过。2020年5月初，我正式加入上古出版社神秘的部门——第五编辑部，开始编辑生涯。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出版过《朱熹全集》《王阳明全集》《顾炎武全集》的上古出版社，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到今天，已经快三年了。（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

戴雅玲：这三年里，有哪些人或者书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不能和我们讲讲？

杨丽君：我编辑的很多书，编辑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作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受益匪浅。这里只能简单叙述一下。我编辑的第一本书是《王新斋家训译注》。作者杨新只比我大一岁，但他对新斋的学问和为人的理解既踏实又深入。后来我了解到他那种全心奉献的精神，很令人敬佩。提前预告一下，他的另一本书《大人创造命运》今年即将出版。在张伟红教授写的序言中，她会详细讲述对杨新的印象。

我在编辑《朱熹家礼松本会教》、《爱经余义章》时，与日本学者东茂二有过多次邮件交流。东茂二善于礼仪，为人严谨，为人诚恳，有古风。我在编辑《嵇康传》时，与王孝义不断互通邮件、短信、电话，中间有不少巧合和回应，其中的奇妙因果可见一斑。通过《王阳明传》、《承兴存存》等书，我与前辈学者许世懿、方勇、李青等老师，青年学者何以辛有过长谈。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拓展心胸和意志的过程（当然我拓展得较少），极其珍贵。

我在此引用一句话：“对话是表达与回应、给予与接受、放下自我与完全服从的无休止的节奏。”做编辑可以让你接触不同的人，甚至写书也是与不同的人对话。这种双向的、具体的结构比单向的、抽象的结构更迷人。当然，对话往往有激烈的时刻。

戴雅玲：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些珍稀书籍吗？

杨丽君：首先我想推荐钟泰先生的《庄子悟》。这本书是一部经典之作，首次出版三十年，影响至今未停，不愧为“近代庄子第一书”。我在研究生期间，只是粗略地翻阅过，直到两年前编纂《钟泰文集》、去年编纂新版《庄子悟》时，才认真地读了一遍。每读一遍，意义就更深一层，思考更加深刻，感触更加深远。我想指出的是，《庄子悟》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是钟泰先生在通读历代庄子诠释（客观层面的庄子学史）并结合个人解读（主观的个人生活史）后，精心研究、思考的一部作品。但这种历史感乃至思维的灵光，却完全溶入、隐藏在里面，表面所呈现的，也只是行云流水般平凡罢了。这里我想引用三句话来展现这本书的氛围：“大事可成，大变革不可成。”（张横渠）“泰山不大，平原不大。”（程明道）“时至则天地荒凉。”（王阳明）

其次，我想推荐一本不一样的书。本着以精微阐发深奥、诚思相融、中西互鉴的原则，除了我自己的中国哲学，我主要关注那些与宗教传统紧密相连、在中国并不知名，但足够博大精深的西方思想家。在与中国传统的互鉴中阅读，会带来不一样的发现和乐趣。比如，太多人注意到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乃至马丁·布伯与道家的“内在”联系，但德国哲学家（1931-2020）在《礼物与宽恕》（Gabe und）中以劳动和沉思的角度对《庄子·大圣》中木匠青的寓言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这可能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在这里，我郑重推荐他的另一本书，晶莹剔透的《人》。

戴雅玲：今年您主要编辑了哪些书？和我们谈谈对未来作品的期待吧！

杨丽君：《东亚家庭礼仪集》（与编辑部同事合作）、《古人的日常礼仪》，还有前面提到的《大人造命》。未来希望自己能脚踏实地，不急不躁，多出点好书。

考古学术编辑-贾利民

戴雅玲：请《考古》编辑部的贾先生向我介绍一下自己。

Jia Limin：我跨专业研究了考古学，当然，从历史到考古学的跨度可能不够大。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是我作为一名本科生学习历史，一方面，我希望学习更多的“纯”考古学，另一方面，我想变得更懒惰，以较少的文学作品。

我在上海的近11年中一直在上海书籍。忽略逻辑和框架，同时他会忽略细节和文本规格，因此，就我而言，我可以通过许多新的知识和更新的观点，从而在何处进行书籍。当我看到并听到学者讨论他们编辑的书籍的内容和观点时，我也感到自己为学术界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Dai ：Jia老师也是一位高级编辑。

Jia Limin：自从我开始以来，我已经编辑了近100本各种类型的书籍，但我更喜欢编辑的书类型仍然是考古学的专业作品，例如“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于2015年出版了，这本书不仅在系统上构成了中国史前古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从中国早期到中国，然后从宏观的意义上到现代中国。考古书籍很难出售，但是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七年，并拥有三个版本（简化平装，简化的精装书，传统的平装本）和八张印刷品，成为了“长期销售的书”。

对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复杂性是其中的关键部分，我们发起了“仪式圣地的兴起和下降：西方狮子般的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过程”社会和其他专着或学术收藏。

Dai ：那么，您推荐哪些考古社论部的书籍？

Jia Limin：自去年以来，我们已经编辑并发表了“中国早期的文明系列”（已被选为国家出版基金），选择了考古文化或关键网站，这些文化或关键站点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依靠考古发现，并利用流行语言和图片在每个文化上的特征及其在中文中的特征及其境界的特征，并在境界中表现出了早期的特征。 Taosi和“ ”已于2022年出版，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出“ ”和“ ”和其他品种。

Dai ：您能告诉我们您最期待今年的新书吗？

贾林（Jia Limin）：最早的岛民 - 史前和人类的迁徙是在2020年最早的农民，这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贝尔伍德教授撰写的，尽管它主要是在澳大利亚人的起源，但它是众多的，这是一个范围，这是伊斯兰教徒的范围。几年的离子，以及数万年以上的南方人民语言和文化的变化。

对人类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并不容易。作为考古学和文化遗物的编辑，我希望继续出版基本的学术书籍，例如考古报告和目录，在前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