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瘫痪13年全靠学生照顾；为完成遗愿骨灰40多年未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离开中国，显得有些狼狈和落寞。在中国的五十年转眼即逝，却充满坎坷和起伏。他做过传教士、大学校长、驻华大使，名利双收，但也背负了不少骂名，将他的半生撕成了两个极端。

司徒雷登，一个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后来很多中国人通过《再见，司徒雷登》一文认识了他。他是一位“中国通”，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那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16年后。他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杭州话。司徒雷登青少年时期回到美国，但30多岁时又回到中国，教授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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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从青年到老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但他是一些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少数见证者甚至参与者之一。以至于历史学家林孟席曾说：“在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如此投入，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为过。司徒雷登从生前到死，几乎见证了中华民族所有的荣辱与中美关系的团结与分裂——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在华五十年，有两个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一是燕京大学校长，二是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生的辉煌、辉煌、妥协、沉默、执着，都是由这两个身份带来的。

在他离开前的几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他在中国大使馆里已经一片混乱：文件散落，工作人员匆忙，谈话焦急，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司徒雷登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眼神浑浊，沉默不语：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但很快，这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美国政府要求他立即返回华盛顿，停止与中国的往来。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父母和妻子都埋葬在中国的黄土地里。他离开时陪伴他的只有秘书傅景波和家人，还有他背了一辈子的破旧行李箱。

1949年，司徒雷登孤独地离开。在当时的背景下，他扮演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被无奈地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理所当然地代表着美国的利益；但他对国共两党都保持着暧昧中立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葛。因此，他在两党之间无法获得好的地位。

图 | 司徒雷登和他的燕京大学

半个月后，在遥远的东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播音员富有节奏感的声音：“美国白皮书是在八月五日发表的，当时司徒雷登已经离开南京，即将抵达华盛顿而尚未抵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那么简单，他被推上了一个假想的断头台。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客观事实告诉他，他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逝去的象征，而这个“时代”显然是失败的。

飞机抵达华盛顿时，舱门打开了，但并没有民众欢呼，也没有人接见总统。是的，时任总统杜鲁门没有去接见驻华大使。而这个消息只是不幸的开始。

此后，美国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对中美关系发表任何评论，不允许他干涉中美关系，禁止他接受任何采访，这等于在政治上把他边缘化，剥夺他的言论自由。

当局要求他失语，他很快就失语了。由于回国后当局严格限制他的活动，司徒雷登活动最多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团体聚会。有一次，司徒雷登去纽约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但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他不幸在火车上中风，摔倒在厕所里，导致他半边身体瘫痪。

由于司徒雷登一直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没有财产，也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生存成了问题。那么谁来照顾他呢？

他的儿子杰克从小在美国亲戚家长大，后来成为密西西比州一个小城市的牧师，但收入很低，显然没有能力照顾父亲。

回到故事的开头，是他一生的得力助手傅景博，在他晚年给予了他安慰。

照片|白崇禧、斯图尔特、傅静波

傅景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满族红旗人。他年轻时仰慕司徒雷登，从北大转入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校长的贴身秘书兼助理。傅的祖籍是清朝官员，因此对官场心理学十分精通，这为司徒雷登日后从事办学、出使中国等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徒后来回忆说：“傅景波对我而言就像我的儿子、伙伴、秘书和联络官。我的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地归功于他。”

到美国后，一行人住在华盛顿28街的一栋两层小楼里，这是傅景波用自己3万美元的积蓄购买的。

傅家的儿女们都很喜欢这位爷爷——“我父母待如同父亲一般，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用英文称呼他‘’，我们的下一代用中文称呼他‘曾祖父’。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身材高大、颤巍巍的曾祖父！”

当时，傅景波的小儿子刚满18岁，兴冲冲地买了一辆二手车，每天下班后就带着父亲和“司徒老头”兜风。

考虑到司徒亚特行动不便，傅景博特意为楼梯做了扶手，扶手由红木打造，从一楼一直延伸到二楼。司徒亚特只需要用行动自如的右手，就能慢慢走回卧室。更多的时候，司徒亚特的左手傅景博，会站在司徒亚特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上楼梯。

“后来我爸爸妈妈老了，也是靠这个扶手走路的，我们也没拆掉，一直用着，哈哈！”多年后，傅景波的女儿傅海兰回忆起往事，心里满是欣慰和温暖。

图｜傅景博（右）父子在美国与斯图尔特合影

最让司徒雷登心里暖意融融的，是他的中国“儿媳”——傅静波的妻子刘卓涵。初到美国时，傅家的生活十分艰苦，身为数学老师的刘卓涵要承担起做饭、打扫房间、修剪草坪等家务。

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司徒华，早已长了一个“中国胃”，尤其喜欢北京风味的中餐。刘卓翰虚心请教，尽力做出像样的北京风味中餐。刘做的菜让司徒华感觉自己仿佛还生活在北京。每天晚饭后，他总会拄着拐杖对刘说：“谢谢你，Sarah（刘的英文名），你做的饭很好吃，我吃得很开心。”

这些小细节勾勒出司徒雷登平静的晚年。生病的时候，傅家会送他去医院。回来看到站在门口的家人，司徒雷登常常会开心地对他们说：“哦，我太开心了，他们让我出院了！”

窗内洋溢着温馨、充满爱的氛围，但窗外已然物变。司徒雷登此前的“失语”并不能完全让他过上平静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反共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爱因斯坦、卓别林、费正清等众多名人因此陷入困境，更别提与共产党有过密切接触的司徒雷登了。

当时，麦卡锡的助手肖恩·科温要求调阅司徒雷登的日记。傅家后人称，“此人相貌英俊，但言辞凶狠”。肖恩·科温试图搜集司徒雷登“与共产党接触”的证据，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的私人日记。傅景博于是发挥了多年浸淫官场的斡旋技巧，巧妙地说：“如果司徒雷登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出现异常或出现其他不明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此事只得不了了之。

在外部力量的步步紧逼和自身内心的疲惫之下，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悄悄地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因健康状况原因想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杜鲁门很快就答应了。

卸下负担后的司徒雷登如释重负，直言不讳：“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决定，就是接受大使一职。”

照片 | 斯图尔特中风后在傅景博家中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一间拥挤而普通的小卧室，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四面墙上挂着几张照片，照片上不是美国的风景，而是远在北京的燕园——他用毕生心血创办、艰难经营的燕京大学，他最怀念的家乡。

傅抱石的家人回忆说，他从来没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似乎每天都在这里等待，随时准备回国。但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有作家戏称这段时期是“冷和平”。因此，司徒雷登的愿望只能是幻想。他开始回忆在中国的日子。由于拿不动笔，他干脆自己口述，由好友斯坦利·霍恩贝克代笔。《在中国五十年》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

三年过去了，又三年过去了。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感到时日无多，便立下遗嘱，要求傅景波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夫人身边，并将周总理赠送的五色瓶归还原主。傅家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两个愿望。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遗憾离世，享年86岁。昔日燕京大学子纷纷前来吊唁这位前校长。此时，傅景博已与恩师相伴40余载。作为对这位“中国通”的最后告别，他按照中国传统写下了悼念对联：“驾驭西方，怎能不流血流泪？今日您安息在地，叹息不止，悔恨不已。”

司徒雷登去世后，傅景博把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当作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司徒雷登的骨灰没有下葬，而是被傅景博放在了老人的客厅里。他每天都在祈祷，等待着灵魂回归故土的那一天。

图：司徒华与学生傅静波一家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傅景波敏锐地意识到，他期盼的时刻即将到来，祖国将再次张开怀抱面对西方国家。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这一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他终于等到了。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不久后，中美双方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中美正式破冰。

次年，傅景波应周恩来秘密邀请赴京，在北京呆了10个月，可惜周恩来总理病重，未能接见，傅景波只能简短问候，而对司徒遗愿的请求也几次堵在喉咙里，终于说不出口。

就这样过了十年，傅景波再次回国，受到中共高层领导的接见，他再次表达了希望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燕园的愿望，但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他们只能继续等待。1985年，燕京大学校友丁攀石赴美进行学术考察，傅景波在见面时再次提出这个请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司徒雷登的两个遗愿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之后终于有了些许好转的迹象。

次年，也就是1986年，周总理赠送的五色瓶被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有关部门也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燕园临湖阁。傅景波欣喜不已，感叹自己的这份牵挂终于有了回报。可不料，又发生了意外。

考虑到傅静波当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赴美时相关负责人十分紧张：“因为有人反对，骨灰的事情可能要暂时搁置。”傅静波并没有预想中的悲伤和激动，而是沉默了片刻，说：“我能理解。”

1988年10月27日，傅景波带着未了的心愿逝世，享年88岁。此时，司徒雷登去世已经26年了，距离司徒雷登骨灰回国也已过去了近20年。傅景波去世后，这一重任就交给了傅家的后代，这一等，又等了20年。

2006年，司徒雷登逝世40周年，傅景波的儿子傅路人成为美国第一位华裔少将。这一年，浙江代表团来美访问，傅路人以百人会会长的身份接待了代表团。吃饭时，傅觉得时机已到，便再次提起此事。对方想了想，表示可以妥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

次年，傅璐仁与姐姐傅多若、傅海兰等到杭州司徒雷登故居捐献司徒雷登遗物，浙江省有关部门表示欢迎，司徒雷登骨灰最终安葬在杭州。

傅鲁仁感慨道：“三姐，这次司徒老爷子是真的回国了，不管是杭州还是北京，他都回来了。”虽然他没能和妻子留在燕园，但杭州作为他的出生地和四个亲人的安葬地，他没有丝毫的遗憾。

照片 | 和傅景博家人

司徒雷登生前因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而受到中国学生的崇敬，但也因三年驻华大使的经历而饱受诟病。“永远的燕京大学校长”、“误入政治泥潭的教育家”、“无耻的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国在华利益的丑陋代表”……这些标签并不互相排斥，都是他在时代压力下作出选择后，后人对他的主观或客观评价，都在不同程度上勾勒出这位中国通在中国的五十年经历和他身后的时代风风雨雨。

而他与傅景博及其家人最后十三年的相处也透露出一丝温暖，彰显着昔日的师生情谊，也体现出“信守承诺”二字的真谛。

正如司徒雷登自己所说：“这份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并发展成为一种完全信任的关系，证明了牧师友谊确实可以存在于不同种族的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