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学术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学者积蓄多年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扬帆起航。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课程。 在恢复科研的同时，他们也在注重培养新生力量。 专门从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组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新增了多名研究人员。 同时，《敦煌学》、《敦煌学丛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集》、《敦煌吐鲁番文献》等专刊或集，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复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于1983年，已成为组织和推动敦煌研究的重要力量。 中国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以追赶、夺回敦煌学中心为己任。 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烧灰、做日晷，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石窟、敦煌经洞、莫高窟北区、敦煌汉简等考古遗迹，数据的整理和出版是敦煌面临的首要问题学者。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学者联合编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和《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石窟《碑刻》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指南。 20世纪90年代，他编写了多卷本《敦煌石窟艺术》，对莫高窟、榆林窟的重要石窟逐窟进行了全面讲解，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出版。 进入21世纪，集体编撰了26卷《敦煌石窟全集》，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分类整理，包括造像、佛经、故事绘画，以及建筑、民俗、交通、音乐、舞蹈、动物、技术和图案。 等，首次发表了大量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详细图片。 此外，敦煌研究院利用考古方法对北区石窟进行了彻底清理，出版了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文物和文献资料。

从国内外收藏的敦煌经洞出土文献来看，首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得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轴缩微胶卷，加上大部分以前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英籍书籍已向敦煌学者开放，形成了大型馆藏，如5卷本《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解说》。唐庚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考察了欧洲、美国、日本收藏的敦煌文献，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型敦煌文献图录的创作。 在出版界和敦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从《英国馆藏敦煌文献》、《俄罗斯馆藏敦煌文献》、《法国馆藏西域敦煌文献》、《敦煌与西域文献》开始，上海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美术馆藏敦煌文献”、“甘肃省收藏敦煌文献”、“浙江省收藏敦煌文献”、“敦煌文献” 《国家图书馆遗书藏》等为学者提供了大量从原始文献中拍摄的清晰照片，这些目录以敦煌文献为基础，从事各种项目的研究，是最可靠的依据。

由于敦煌文献如同明清时期的档案和手稿，文献的整理往往与各类研究工作并行，甚至需要先行一步。 此前，中国学者因无法接触到原始文献，也没有资金出国调查原始文献，在记录文献方面存在困难。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具有母语优势的中国学者自然成为敦煌文献编纂的最佳人选。 整理敦煌文献方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成果，如项楚的《王梵志诗注》、《敦煌变》等。 《文选注》，宁克、郝春文《敦煌社文书整理校对》，沙志《敦煌契约文书整理校对》，马吉星等。 《开卷校勘》、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校勘》、李正宇《古代敦煌地方志八种注》、张永泉、黄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校勘》敦煌变文》、黄征、吴伟的《敦煌诗集》、李昉的《敦煌论语》、徐峻的《敦煌诗残篇研究》等。其中向楚的著作不仅校勘准确。 ，还有注释，这是极其罕见的； 沙治的合同记录，几乎每一份都查过原件，最值得信赖； 李正宇的作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有很多壁挂式天文学家无法达到的成果； 徐峻采用尊重原稿卷的方法，以卷为单位组织诗集。 截至目前，随着敦煌手稿高清照片的陆续出版，整理、整理文献工作不断产生新成果。 其中，郝春文按编号主编《英国馆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解说》，张永泉按类别主编。 主编《敦煌经文献集》是最显着的成就。 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学者遥遥领先，无可争议。

敦煌文献的编撰推动了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 在历史方面，学者们利用敦煌文献，对唐五朝及宋初敦煌的寺庙经济、寺户制度、僧尼生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们还对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和归义军的政治经济史进行了还原论研究。 详细探究敦煌城市分布、交通道路、水渠管理等历史地理，并对唐代的制度、文献格式、信息交流等进行详细分析。 语言文学方面，对唐、五朝、宋初西北地区的语音、俗语、常用字进行了全面分析； 有《文选》、唐诗等敦煌高雅文学的编纂和研究； 还有敦煌变文、佛经、歌词、汉文学等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的全面考察，以及敦煌出土的藏文、于阗文、回鹘文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 在宗教研究方面，有敦煌抄本佛经的编纂、敦煌禅宗经典的校勘考证、敦煌佛经特别是伪经的佛学或社会学分析、敦煌道教的研究等。 全面整理典籍并与《道藏》本比较，包括对敦煌各种占卜书籍的总结和社会历史的分析，对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景教文献和两教传播历史的新见解。 探索，并利用敦煌文献进一步阐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科技史方面，对敦煌天文历法著作和版画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并对敦煌“注历”的一些原理进行了分析。 尤其是医学著作和本草方剂经过反复整理和阐释，其他如纸张、印刷等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由于敦煌文献涵盖三教九流，利用敦煌文献的研究著作也包罗万象，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 可以说，在基于中国文献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走在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但无论是在各民族语言文献方面，还是在宗教研究方面，他们与国外同行都各有优劣，成就相辅相成。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敦煌石窟临水而居，必将为石窟考古和壁画艺术史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苏白主张用考古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并最早发表敦煌石窟研究成果。 除了他自己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外，还有马世昌编着的《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选》和敦煌研究院主编范金石编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蔡韦堂、黄文坤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对于石窟壁画的内容研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对造像、本生故事画、佛教故事画、经画、佛教历史文物画、吉祥图像画以及各种图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这超出了日本学者《敦煌画研究》的范围。 同时，敦煌石窟也向海内外学者开放，产生了大量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主题的学术著作。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敦煌石窟的技术保护也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贡献。

在敦煌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还有一项重大发现，那就是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 考古学家在汉宜川遗址发现了两万多份文字简，年代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前111年）。公元 107 年）。 。 学者们对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献、书籍、书信、日记、历法、医方等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与驿站管理、物资转运、传递有关的账簿。出使、接待西域各国使节。 认真研究，对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批资料的最终发布，必将带动敦煌对汉代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与国际同行竞争。 因此，相关研究论文越深入越好。 但有关敦煌的通俗作品相对较少。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曾组织学者编撰了《敦煌学大辞典》，但该辞典的性质并不好读。 然而，作为大学教材的《敦煌学十八讲》却吸引了不少读者。 为此，学会组织中青年学者编写了《敦煌讲座系列》，内容涵盖敦煌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学、宗教经典、文献研究等，受到赞赏雅俗共赏，其影响力超过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编撰的《敦煌讲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研究，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那就是过于依赖材料，而同时追求新材料，忘记思考新问题。 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中，存在着许多新学科、新理论、新视角、新问题，比如胡与中国文学与民族认同的不同记载、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关系等。一地宗教与地方社会、女性与性别视角下的敦煌社会、大量医学典籍中体现的医学社会、敦煌抄本和敦煌石窟如何代表丝绸之路等。从社会历史来看，当今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医学史、性别史、书籍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敦煌学应该为这些跨学科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