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石：敦煌石窟研究一百年来的回顾与展望（下）

2024-04-28 -

三

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耀眼，学术观点日新月异。特别是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研究的主体，取得了显著成果。 “文革”后，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1982年首次出版《敦煌学》，1983年开始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编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一批批年轻的历史考古研究者批量来到敦煌，投身于敦煌事业。敦煌石窟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通过认真深入的调查、整理、考证、研究，敦煌石窟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悠久历史和艺术价值逐渐被揭示、解释、阐释。取得的重要成果已发表在150多部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状况。限于篇幅，我以敦煌研究院为重点，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石窟研究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

（一）石窟内容调查、登记和石窟报告工作

石窟内容物的调查、登记和报告是石窟研究的基础工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重新审视、整理、补充，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通录》和《敦煌莫高窟内容通录》《敦煌石窟内容简介》、《敦煌莫高窟捐献者碑刻》等终于问世，使敦煌石窟各个石窟的内容和布局一目了然、清晰明了。一目了然，提供敦煌石窟最权威的学术研究和实用的基础信息。

这一时期，国内外发表了一批图文并茂的学术成果，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而且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等。敦煌研究院出品。。在国外，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的藏传佛教洞窟版画、帛画、麻画、粉书、丝织品、剪纸等一些精美的艺术作品被精选出版，成为重要的收藏品。为研究敦煌艺术提供资料。 [40]

敦煌石窟是重要的佛教文物。为了永久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历史文化信息，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要求采用测量、绘画、摄影、书写等记录方法，对各洞窟的全部建筑、彩塑、壁画以及所附碑文、铭文、铭文等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收集整理，并进行探讨。洞窟的创作、改建、年代，彩塑、壁画的布局、题材、内容、特点、制作及内部关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一项艰巨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为全面、系统、科学地保存敦煌石窟资料，促进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深入，满足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者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敦煌研究院基于敦煌石窟的分布布局和敦煌石窟复杂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根据石窟建造的时代顺序，结合石窟布局的形成现状，制定了长远的规划。编制出版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目前，已组织研究技术人员对敦煌莫高窟多组北朝时期的石窟进行了测量、绘制、拍照、记记。他们编写了文献考古报告，讨论了洞穴的年代和特征，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石窟研究做好了准备。

（二）石窟遗址、洞穴的清理和挖掘

1979年至1980年，恢复了20世纪60年代中断的莫高窟南区洞前殿遗址的发掘。莫高窟南段发掘时，出土了第130窟下部遗址，是莫高窟前最大的砖砌宫殿建筑遗址。此后，多次发掘工作被整理并发表为发掘报告。 [41]

1988年至1995年，北区洞窟的大规模清理发掘是又一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揭示莫高窟的整体面貌和建造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莫高窟北区700米长崖面上已裸露、被沙掩埋的所有洞窟进行清理和挖掘，已查明该地区共有洞窟248个（其中编号为洞穴 461 至 465）。基本上明确了各洞（或群）的结构、用途、功能和年代。其中有僧人居住的寺院洞窟、修行禅洞、储藏洞窟、陪葬洞窟六种。它们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功能。石窟分布大致为：北朝从地区南部开始开凿，隋唐时期石窟分布在中部，西夏以后石窟集中在北方。清理过程中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汉语和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维吾尔族木制活字、钱币、木雕、浮雕、生活用品等。从遗址和遗物来看，北区曾是僧人居住的地区。 [42]

对莫高窟南遗址和北区石窟的全面清理，不仅揭示了莫高窟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面貌的变化，也揭示了莫高窟不仅继续修建了众多的建筑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他们还修建了石窟，供僧侣修行和生活。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石窟，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形成统一完整的石窟寺。这些考古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莫高窟的性质、功能和建造历史。

（三）石窟年代与分期研究

查明洞穴的建造年代和分期也是石窟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一些中外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有意的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对洞穴分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无年代学的洞穴利用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分析形态，结构，以及洞穴的结构。将彩塑、壁画的主题布局和内容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并通过分类进行类型比较，安排各类型的发展系列；并列并联类型的系列相互比较，从差异和变化中找出时间关系。。将同类型的洞穴进行分组，从相似中寻找时间上的相似性，根据遗址重叠的层次关系来判断洞穴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他们还以有铭文的石窟为衡量标准，结合历史文献，确定石窟的绝对年代。利用这一方法，我们不仅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朝、初唐、晚唐、回鹘、西夏等时代石窟的分期，而且还特别对一些北周时期的石窟进行了分期。和维吾尔族石窟。同时揭示了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 [43]用同样的方法，对北周莫高窟进一步分期、断代，找出了该时期十多个洞窟的年代关系。 [44]除了探讨莫高窟中心塔柱石窟的阶段和时代外，我们还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探讨了此类洞穴的起源和性质，为石窟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 [45]

另一方面，“我们在石窟考察过程中发现，一些壁画的内容往往受到壁画时代的启发；而在判断石窟年代时，往往以壁画内容作为证据。 ” 有学者结合敦煌文献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的角度，对石窟的分期进行了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两次分期结果基本一致。例如，莫高窟的北朝窟也分为四期，每期所包含的洞窟编号是完全一样的。 [46]

此外，根据该洞施主的铭文、敦煌文献、碑刻以及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确定了该洞的具体建造年代及其主人在唐、五朝时期的情况。历朝、宋、西夏时期。 [47] 在此基础上，根据崖面的用途，结合洞内供体碑文和敦煌文献，对洞窟崖面的顺序进行综合研究和年代测定。 [48]

不同方法对洞穴分期、年代的研究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敦煌石窟分期和年代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石窟本身的年代，也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时代证据。也为深入研究敦煌石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敦煌石窟内容研究

敦煌石窟壁画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被中外学者誉为“墙上的博物馆”。经过几代学者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研究，敦煌石窟的内容和价值已得到较为充分的揭示。

经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深入调查研究，敦煌壁画中的本生经、佛传、各部经书、佛教东传故事和中国神话传说等内容基本得到确认。发现了独角仙本命、须弥提女因果、微妙比丘尼因果、仙域经变、福田经变、目连经变。 [49]对某些壁画的主题、内容以及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命名。如莫高窟第321窟的南壁，第454、456窟的北壁，榆林窟第32窟的主壁，就长期被命名为“灵九山法图”。后来，经史维祥先生考证，将321窟命名为宝玉窟。改经，其他洞窟均被霍希良先生修订为《梵网经改》，[50]等。在研究新的题材和内容的同时，学者们还结合历史学、佛教史、绘画史等，进一步阐明壁画的内容和特征，或从新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瑰丽绚丽的经编画是敦煌壁画最辉煌的精华。据统计，敦煌壁画、纸画、帛画中有30多种、1300余幅经编画。大多数佛经都是按专题系统整理和研究的。特别是对《莲花经》、《维摩诘经》、《涅槃经》、《弥勒经》、《阿弥陀经》等长期流行的大型佛经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石窟碑刻、佛经、敦煌文献、史料和绘画史的对比，清晰地阐释了每一种经变画的内容和情节，以及每一种经变画的内容、情节和艺术形式传承和演变的特点。不同时期进行了讨论。本文研究了《经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所体现的佛教思想，揭示了《敦煌经变》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研究洞窟内容的同时，我们还分析讨论了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对洞窟开凿的影响。国外学者如日本秋山光和、桃桥明步等在经编画研究和粉本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51]

敦煌石窟中佛像众多，类型复杂，内容丰富。有显宗的图像，也有深奥的图像。这些图像必须通过佛教图像学来识别，并深入探讨它们所依据的佛经以及每一种图像的佛教内涵和意义。这样就可以揭示一些信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多教造像、千佛造像、三身像的名称、所蕴含的佛教教义、出现的原因、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乘菩萨思想的传播、弥勒信仰的发展、净土思想的兴衰等。 [52]一些台湾和国外学者在图像意义和功能的研究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台湾的李玉民、美国的阿部贤治、巫鸿等。 [53]

敦煌石窟保存的深奥造像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保存15世纪以前的藏密文物很少，已知保存比较系统的地方是莫高窟和榆林窟。这两个洞窟中隐藏的秘密痕迹与唐密文物有直接联系，据统计，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密经、造像有数百件。并且从盛唐一直延续到元朝。因此，其隐像数量和持续时间之长均居我国石窟之首。 “无论是研究汉唐密宗，还是考察西藏密宗，都应该关注敦煌、安西遗址，特别是莫高窟的遗迹。” [54] 然而，很少有人涉足这一研究领域，敦煌研究几乎是唯一涉及的。院子里一片空白。这一时期，经过苏白、颜文儒等一些学者的探索，我所也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 [55]

进一步探索石窟中的神话传说题材。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主要集中在西魏第249窟、第285窟窟顶。例如，第285窟东顶所悬挂的伏羲、女娲，据说是“西魏至初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融合而成的混合创世论”。从中原流传到敦煌。西魏时期，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得严谨、优雅。 “这是基于中国神话传说的佛教内容的表现。伏羲是包应圣菩萨，女娲是包吉祥菩萨。[56]另一种说法是，伏羲和女娲的画来自中国道教，象征着这是佛教与道教思想结合在壁画上的体现。 [57] 在讨论中国神话传说时，各家采取百家争鸣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和佛教民族化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历史绘画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20世纪50年代，苏白的《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金维诺的《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画》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佛教历史绘画进行研究。 [58]这一时期不仅有对一幅画、一墙的局部研究，也有整体的讨论，如马世昌的《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悟故事画》、施维祥的《刘萨河与敦煌莫高窟》孙秀深的《莫高窟佛教史画》[59]等一系列文章不仅全面介绍了敦煌佛教史画的故事内容，而且从中西学的角度做了详细的考察。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史。

在艺术方面，段文杰发表了《早期莫高窟艺术》、《初唐莫高窟艺术》、《晚唐莫高窟艺术》等系列论文，探讨了莫高窟艺术的渊源。敦煌艺术及其艺术成就、风格演变和特点，以及雕塑和绘画技法，使我们对敦煌艺术有一个宏观、系统的认识。 [60]佛教石窟艺术本来是一种宗教艺术。 “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某个阶层的宗教宣传材料。它们是信仰和崇拜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美理想和审美形式就是他们的宗教”[61]石维祥的《信仰与美学》、《意象思想与法性》、《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美学的社会因素》等论文提出了敦煌艺术对敦煌艺术的社会根源、审美特征和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2]，国外学者如英国人、玛丽莲·瑞伊等也对敦煌艺术的风格做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敦煌艺术[63]

敦煌石窟是一座古代文化宝库，在许多研究领域蕴藏着极为丰富、珍贵的资料。我国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壁画佛教内容的同时，持续十年对壁画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舞蹈、交通、科技、民俗、图案等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在建筑研究方面，利用大量数据，对敦煌石窟的洞窟造型、敦煌壁画的建筑布局、群建筑、单体建筑、建筑构件、建筑绘画等进行系统研究，从建筑类型。文献资料的充分展示，填补了建筑研究的空白[64]。在服饰方面，立足时代，对敦煌壁画中丰富的服饰素材进行分类研究[65]。在图案研究方面，对敦煌壁画各个时代的图案进行了一系列图案图案和结构形式的比较。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图案的结构、内容、风格的演变、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原、中原、中国的关系。与西域的关系。 [66]

佛教石窟艺术不仅仅是欣赏的对象。每个石窟中的每尊雕像和壁画，在同一空间中精心组合和排列，都有其特定的宗教意义和功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主题组合。因此，有必要对各个洞窟的内容和艺术进行整体研究，了解这些作品合于一窟的关系和佛教教义，以及合于一窟的社会历史原因。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第45、61、254、249、285、290、428号等多个不同时代的石窟进行了研究。 ...莫高窟、榆林窟第25窟等。代表一个洞窟，以洞窟为基础，对历史、艺术、佛教内容进行综合研究。 [67]一些台湾专家学者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68]

上述佛教内容及不同主题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启动的佛教、社会、艺术等28个主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敦煌石窟全方位专题研究系统收集了敦煌石窟各个专题的全部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分析，揭示了敦煌石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的史料价值。敦煌石窟的各个领域。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世纪敦煌研究院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编的《敦煌石窟全集·专篇》上。

（五）敦煌石窟及历史研究

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精神活动，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敦煌石窟的产生、发展、衰落，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有着自己的兴衰史。敦煌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官方的历史记载却稀疏而简短。有学者对敦煌石窟进行考察，结合敦煌文献和历史文献，研究石窟的建造历史，探讨敦煌的社会史、佛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中西交流等。为敦煌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见解。新的一页。

关于敦煌石窟的建造历史，向达、苏白、金维诺、何士哲等人利用史书、遗书、捐助者的碑文、洞前的发掘资料等，研究了敦煌石窟的起源和发展。不同时期的莫高窟。对洞窟的建造、崖面的利用、部分洞窟的具体建造年代和洞窟的主人，以及莫高窟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建造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马德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敦煌石窟的建造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地叙述了莫高窟创建、建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写下了总结性的总结。专着《敦煌莫高窟历史研究》。 [69]

关于敦煌石窟与敦煌家族的关系。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敦煌各级统治集团、官员、高僧、世家、民间、百姓家庭、各界旅客等各界人士参与其中。莫高窟的建设。通过他们各个时期对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可以探究他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例如石娉婷的《建平公与莫高窟》研究了建平公在敦煌任职的时间长短、建平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确定建平公所开洞为莫高窟第428窟。 [70]石维祥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家与石窟》全面分析了敦煌索、殷、斋、李、张、曹等权贵姓氏的起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军事和文化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婚姻关系。也探讨了历史悠久的敦煌世家与敦煌石窟建设之间的源远流长的关系。 [71] 何士哲《敦煌莫高窟捐献者碑刻汇编》、何士哲、孙修深《刮煞曹氏与莫高窟》等，从张氏、曹氏世系及生平以及归义军政权各统治者的时事。卦（安西）、沙（敦煌）统治时期，人们对他们的石窟活动和佛教信仰进行了研究。 [72]

关于敦煌石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归义军时期，张、曹两族及各统治者在卦（安西）、沙（敦煌）修建石窟，揭示了他们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西夏石窟壁画和西夏资料，探讨了西夏羌统治刮痧的历史情况，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佛教及其与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的文化交流。从敦煌石窟中分离出来的一组回鹘洞窟[73]和出土的回鹘文献[74]来看，沙州回鹘人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与中原地区交往，东方的宋辽金，以及与曹操同属的瓜沙地区，西夏政权与赣州、西州回鹘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勾画出了沙州回鹘的历史面貌、发展和消亡。讨论沙州维吾尔族的佛教和文化。还从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敦煌石窟的建设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藏族、维吾尔族的活动、敦煌党项羌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民族交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西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对敦煌壁画中的出征礼仪制度和家具进行了研究。敦煌石窟规模宏大，有洞窟800多个，壁画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尊。建造时期从公元4世纪一直持续到14世纪，历时一千多年。它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壁画的佛教题材包括造像画、本生经、佛教传记、因果故事、佛教东传故事、佛经画和中国传统神话五大类。每个类别又可细分为十多个主题；社会文化科学内容包括民俗、服饰、生产、科技、交通、军事、体育等；艺术内容包括人物画、动物画、山水、图案、音乐、舞蹈、飞天、建筑等。上述壁画内容为研究佛教、社会、文化、艺术、科学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中世纪时期的技术史等。

四

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包括数据登记、图像解读、内容验证、专题讨论、综合研究等，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将进一步深入研究。下个世纪的敦煌石窟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进一步做好数据工作。深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充足的数据基础上。敦煌石窟的大量影像资料已经出版。然而，它们都是片面的、碎片化的。要想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或综合研究，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要获得全面的信息，就必须认真、系统地整理石窟资料，特别是石窟档案。

2、20世纪以来，对敦煌石窟的佛教、社会、艺术等各种课题进行了研究，有些课题研究比较深入，成果显着。但总体而言，个别课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每一类专题的内容材料丰富、时间较长，应作为专门的历史来研究。因此，每个主题必须根据现有研究，进行全面的文献分析和研究，系统地收集和组织数据，并联系其他地区的类似数据，以便全面，准确地解释壁画；深入了解邓豪（）洞穴的价值和意义，也只能为我们对邓豪（）洞穴的整体和全面研究做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丰富和丰富有关中国佛教，文化以及科学与技术历史的材料和研究。

3.每个洞穴都是一个由彩绘雕塑，壁画和建筑组成的。根据当地的佛教思想，佛教的信仰和艺术美学，其内容的结合和布局是计划和制作的。过去，由于历史和认知局限性，对要点和表面进行了更多研究。尽管整个洞穴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其中一些研究是介绍性的，有些研究不够深入。为了加强对邓豪（）的整体和全面研究，有必要加强未来对单个洞穴的基础研究，对每个洞穴的佛教，艺术和历史进行全面研究，并探索主题内容和主题内容和每个洞穴或每个洞穴的佛教思想。，自然，功能，艺术特征等。

4. 位于古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扼流点，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配送中心。在邓豪（）的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和唐文化是邓豪（）和赫克西走廊（Hexi ）文化的基础。同时，邓韩受到印度，西亚，中亚和西方地区的文化的影响。邓豪（）洞穴是东方文化和多种族文化的持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产物。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换和整合已经渗透到邓豪景建筑，绘画雕塑和壁画的各个方面。文化丰富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图像材料。因此，必须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研究邓豪洞穴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将发现东方文化和多种族文化对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以及影响的特定来源，背景，途径和含义的特定影响。在比较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将发现邓豪洞穴本身的独特特征。功能和价值。

5.更新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于邓豪（）的景色丰富并且涉及广泛的学科，以促进对邓豪（）的深入研究，因此必须将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考古学，图像学和语言学）用于研究，以及多个学科和多学科和学科和学科。必须合并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邓豪（）的洞穴是洞穴艺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表达佛教思想。石窟中的佛教图像是一种代表。要了解其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我们必须利用佛教经典，历史文件和绘画历史。因此，对邓豪的研究必须将历史，佛教和艺术结合起来，以进行全面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因此有必要有效地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征服主要的研究主题，并在石窟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因为通常研究人员的个人精力，时间和知识是有限的。如今，研究结果不断大量出现，现代信息方法不断更新，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高级手段。我们应该最大程度地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来及时沟通，交流和吸收新的研究。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