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阳网】郑秉林：“敦煌热”下的学术研究应保持冷静

郑秉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崔英学者一级教授）：

郑秉林在敦煌莫高窟拍照

毕业后，他留校研究敦煌学40年。

羊城晚报：1982年，您选择留在兰州大学任教。将敦煌学作为您个人的研究领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郑秉林：我确信我留在学校的时间比较早。事实上，1981年9月，我就被提前半年派往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听课。我本来想研究敦煌学。与同辈毕业生相比，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差的选择。

那时，大家都热衷于从政。一般来说，大多数人不愿意留在学校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很多人并不把敦煌学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来理解。他们认为敦煌位于祖国的西部，今后还会长期留在敦煌。

当时也有这样的背景。 1981年，京都大学藤枝明教授来华做学术报告时提到：“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所以我牢记在心。爱国热情依旧。另外，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出生在农村，文革后才得以留在大学教书。这已经超出了我对自己的期望。

羊城晚报：在20世纪70、80年代，敦煌文献匮乏的时候，敦煌研究是如何重启的？

郑秉林：其实一开始接触敦煌文献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读到的所有文件都是缩微胶卷。这些微电影来自英国和法国。他们将各自收藏的敦煌文献制作成微缩胶片公开出售，国家图书馆也将各自收藏的文献制作成影片，然后互相交换。

缩微胶片看起来非常不舒服，并且很难通过它获取信息。当然，这对我帮助和提高很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之前编辑的两本书《敦煌地理文献编注》和《敦煌碑刻编注》中的敦煌文献资料，都是一笔一画地抄写的。缩微胶卷资料的审阅周期持续了十年左右。

羊城晚报：书籍和资料什么时候可以审阅？

郑秉林：后来台湾新文峰出版社将微缩胶卷复印成《敦煌珍宝》版块。直到1985年左右推出后，我们才有影印版可供观看。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复印效果比较模糊，在很多潦草的文档中只能看到墨点。

到了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着的《英国收藏的敦煌文献：汉传佛经以外的部分》图文并茂出版后，就很方便了。包括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藏西域敦煌文献》和《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其清晰度都很好。渐渐地，我们兰州大学的图书馆和资料研究经费也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进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羊城晚报：敦煌遗书收藏有中文、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地文字。我们现在收藏的敦煌遗书怎么样？

郑秉林：目前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的敦煌文献已陆续复印出版。由于日本收藏的敦煌文献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中，只有一部分被复印出版，而大多数收藏机构中的文献还没有被完全复印出来。在中国，敦煌文献保存在各个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出版。目前估计全世界敦煌文献藏品约有7万件。

羊城晚报：除了文献缺乏之外，您在研究过程中还遇到了哪些困难？

郑秉林：敦煌学的研究基本上是文献研究，它的内容与一般的文献研究不同。它研究手稿。当我看到这些文档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不认识这些字符。粗俗字、异体字等不规则字符较多，错别字也较多，因此首先要正确解读它们。

下一步是句子分割。过去的语法与今天不同。句子切分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困难的工程。完成分句后，你可能无法理解其含义。因为古代骈文很多，基本上每句都有典故。如果你不了解整个历史和古代经典，你就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此，要读懂敦煌文献，就必须掌握这些典故。

所以光是看懂文档就有很多要求。要清楚地理解文档，您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读完一遍后，我有了一些感悟。只有在漫长的解读过程中充分理解该文件，才能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体会到该文件的价值。因此，在研究敦煌文献时，不要指望看到文献就立即开始研究。那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这个过程听起来很辛苦也很无聊。

郑秉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克服。首先，你要忍受孤独，忍受长期出不出成绩、看不到未来的苦楚。但这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当一份文件被解读时，文件所反映的整段历史仿佛都展现在眼前，带来极大的精神愉悦。

郑秉林在敦煌莫高窟拍照

不用担心成为“不受欢迎的秘密”而后继无人。

羊城晚报：“中国敦煌，海外敦煌”的局面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郑秉林：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可以说是同时起步的，我们的研究并不落后于国外。后来我们渐渐疏远了。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主要是政治环境不太理想，战争很多，动乱不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虽然有研究，但总体进展不大。我国学术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落后于国外。

当时我们发表的文章并不多，敦煌文献的收藏更是缺乏。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我们敦煌学研究从无序到有序的开始。

羊城晚报：您是否担心敦煌学这种“冷门艺术”后继无人？

郑秉林：我不担心。其实每个学科都有这样一个发展规律，那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衰退阶段。但学科要想保持稳定发展，就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什么是新鲜血液？它是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敦煌学的研究最初分为两部分。一是狭义的敦煌学，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为基础。这是纯粹的敦煌学。二是广义的敦煌学，主要以敦煌文献为主，也涉及其他相关文献，如吐鲁番文献、西夏文献、敦煌汉简等。仅汉简就有约2.3万余篇，尚未完全出版。 。

如果将这些研究领域扩大到敦煌学的范围，敦煌学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敦煌不应该局限于自身，而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待，才会有别样的韵味。

羊城晚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学者的学术背景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郑秉林：现在敦煌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中国文献的研究，通过中国文献对敦煌历史、西域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胡语文学的研究，即非汉语文学的研究。

我们兰州大学最近引进了一批学者，有研究维吾尔文献、藏文献、突厥文献、梵文文献的学者。所以在敦煌学研究中，我们主要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可以超越国外，但不能说在胡语言文学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它。基本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正在逐步配置人力，力争在一段时间内在非华文学研究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羊城晚报：您对有兴趣研究敦煌学的学弟学妹有什么建议？

郑秉林：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要有思想准备。敦煌学研究难度较大。想要有所成就，必须付出十二倍的努力，必须忍受孤独，才能看到光明。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很多条件，比如文字功底、文献功底等等，想要研究石窟，还必须具备基本的艺术素养。总之，我能耐孤独，能吃苦。

在每天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羊城晚报记者：今天，敦煌迎来了大批游客。你还记得第一次来敦煌的情景吗？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秉林：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83年的11月份。记得当时是冬天，基本没有游客。当时的住宿条件很差，生活十分困难。敦煌莫高窟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办公区域。大家都住在莫高窟附近的土坯房里。

第一次呆了四五天，导游带领我们参观了石窟，看到了近百个洞窟。我当时非常震惊。但当时我无法理解这些洞穴，一切都显得很神秘，因此带来的学业压力也很大。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专家？那时我不知道。四十年来，我去过敦煌莫高窟一百多次，看着它的条件一点一点改善。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敦煌学未来应该走哪条路，应该如何发展。

羊城晚报：回顾四十年来，您认为敦煌学研究目前处于哪个阶段？

郑秉林：应该说，从20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100周年以来，敦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保持冷静。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热闹、轰轰烈烈、一劳永逸的过程。总体而言，近年来学术界产生了大量成果，但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我想那些想要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引领学术界未来潮流的人，此时应该冷静下来。

羊城晚报：这股热潮对敦煌学来说是好事吗？

郑秉林：现在的环境是最好的，有国家的支持，有人民的关心，有社会的重视。社会可以很热，但学者不能太热。头脑发热很容易让人变得轻浮，但学术界仍需冷静。

羊城晚报：您还有哪些个人计划想要完成？

郑秉林：在文件编写方面，我想完成一些修订版的发布。比如《敦煌碑刻集疏》、《敦煌地理文献集疏》等。 其次，我要完成汉唐时期敦煌文化史的研究。其内容包括汉唐时期如何通过敦煌管理西域，进而揭示历史上敦煌的真实面目。另外，我还想完成敦煌石窟之外的其他石窟版画资料的整理。无论如何，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工作。

羊城晚报：您做学术研究的心态感觉很好。

郑秉林：人生是一个过程，研究也是一个过程。我每天都生活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不用去想社会上很多烦人的事情，我会永远生活在幸福之中。

原文发表于2023年9月17日《羊城晚报》A7版